1977、1997、2017恢复高考40年三代人的“高考记忆”

1976年3月,刘翔作为最后一批知青被分配至崇明的跃进农场,直到他高考结束离开跃进农场那天,共经历了1年10个月。

刘翔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供职上海市公安局。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著有散文集《吃素者说》、报告文学集《上海大案》系列1—5册。

“在跃进农场的时候,天天想着怎样离开。”由于近视当不成拖拉机手,刘翔只能成为一名炊事员,但这反而给了他读书看报的机会。晚上,别人打牌喝酒,他则埋头看书,把自己写的诗歌、散文塞入信封,投向《解放日报》、《文汇报》,幻想着有天能像《农场的春天》里的孙颙、王小鹰、王周生、杨代藩那样离开农场成为作家。

“只记得那是一个落日余辉格外灿烂的傍晚,在食堂干了一天活回到寝室早早地入睡了,朦朦胧胧中被场部广播站的一阵激扬的播音声惊醒,竖耳一听,是正在反复播送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啊!原来是停顿11年之久的高考制度重新恢复了。”

那一天,对中国千万知识青年而言是翻天覆地的大事,但刘翔和寝室几个职工却显得异常平静。“在那个‘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高考对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来说早已是‘远古的传说’了。”第二天下午,连队党支部方书记在食堂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动员大家报名参加高考。和以往参加任何一次的“春耕、夏收、秋种、开河”动员大会一样,大家都面无表情地呆坐着。

最后,当方书记最后言辞恳切地说:“同志们,你们想想我们连队每年上调到市区工作的名额只有几个?不管考得上还是考不上,你们都要报名去试一试啊!”顿时,食堂里开始沸腾了。在农场工作过的知青都知道,每年一度的上调,是农场里竞争最为惨烈的事。要获得上调回市区工作的名额,“难于上青天”。而作为一个到农场一年多的新职工,连上调的资格都还没有。走出食堂大门,刘翔决定一定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报名参加高考!

1997年,陈晓辉在控江中学上高三。当年,高考还没有春秋季之分,大学没有单独招生,考不上也没有复读的机会,高考对于千万考生而言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控江中学作为上海市重点中学,大学入学率约为20%-30%。

“高一高二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学校既然是市重点,考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可到了高三,突然发现竞争激烈起来,而大学也有三六九等,考不好一样没出路。”陈晓辉说,在当时,能考上大学的仍是少数,进入好的大学就意味着仕途坦荡,意味着更好的生活。

陈晓辉的父亲是知识分子,比自己大五岁的姐姐几年前考进了复旦大学,这无形中给了陈晓辉压力。然而最终,陈晓辉没有考上第一志愿,甚至一本线都没有达到,他选择了一个商科学院的外语专业,如今在一家外企任管理职位。

2017年6月7日,“新高考”拉开帷幕,上海迎来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一届考生。姜宇柯是同济一附中的应届考生,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上海大学,父母也没有给他太多压力。当下这一代人,再难体会父辈一代将高考视为改变人生命运的说法。

“高考就像是打游戏,结果只是一个保存点。”在小姜看来,高考意味着高中生活告一段落,人生步入新阶段。无论高考的结果如何,并不会就此决定未来的四年乃至整个人生。

1977年,从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到正式考试的日子只有两个月。要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掌握数学、语文、政治、史地这四门高考课程,对一个75届中学毕业生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在既没有辅导老师又没有复习提纲情况下,刘翔只得依靠中学读书时保存下来的教科书和父母寄来的几本《数理化自学丛书》来复习迎考。“白天要继续充任‘伙头军’,晚上复习。那些日子里,我一下班就捧起复习资料,满脑子塞的尽是二元一次方程、安史之乱、唯物主义……”

在农场备考的岁月里,不知有多少个夜晚,蜗居斗室,伴着青灯孤影读书。 资料

而当时又恰逢冬季开河,崇明岛上8个农场的职工几乎均是“倾巢而出”,奔赴开河工地。男知青们在冰天雪地下顶着凛冽寒风,在冰冷的河道里挥锹挖泥,女知青肩挑泥土,艰难地一担担往堤坝上运送。一夜劳作以后,疲惫不堪的刘翔顾不得阴冷潮湿,就地和衣躺下。遥望着旷野上的满天星斗,情不自禁地又开始背诵起名词解释、数学公式……

高考前一个星期,连队里的赤脚医生方伯生突然悄悄地把刘翔叫到医护室,将一张写有“全休三天”的病假条塞到他的手中:“我看你来农场后一直喜欢读书,这次高考应该还是蛮有希望的。我是73届的,肯定是考不取的,所以也没有报名。我预祝你成功,为我们农机连争光。”望着他诚挚的眼神,刘翔捏着这张病假条,久久说不出一句线:冒着酷暑“相伴到黎明”

1997年,东方广播电台有一个叫《相伴到黎明》的节目,从凌晨12点一直播到早上6点半,这个节目成了当年考生们划分用功程度的标尺。“差生一般听完节目开头就睡了,中等的学生能熬到半夜两三点节目的接听电话环节,只有熬到天亮整个节目结束的才是优等生。”

当年高考采用“3+1”模式,作为物理生的陈晓辉经常跑到福州路的上海书城里买大本大本的题库书,厚厚一本题库往往一个月就做完了。“其实大部分人都做完了,但很多人对做错了的题没有彻底搞懂,最后成绩的差异就在这里。”陈晓辉回忆,当时全年级有8个理科班,只有一个理科尖子班,控江中学每天下午三点钟就放学,但尖子班的学生却没日没夜地奋斗在书丛里。

1997年,还伴随着一件世界大事——“97香港回归祖国”。从当年的6月开始,每天电视里都在循环播报香港回归的消息。陈晓辉每天看新闻,都会仔细地在本子上记下重大的事件、时间和人物,以及相关的评论。“当时我们都坚信考试一定会考这道时事题,因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最终,“香港回归”没有出现在当年的语文考卷上,但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却成了陈晓辉那一代人高考记忆的一部分。

2017年,上海高考第一次使用“3+3”新模式高考。在语文、数学、外语三门必考科目之外,姜宇柯选择的是生物、化学和地理,都是理科专业。“读理科看的是天赋,模拟卷做得再多也没用。”

1977年12月11日,停摆了11年的高考在这一天重新开考了,全国共有570万名考生报名参加考试。那天,整个跃进农场充满着喜庆的气氛,众多的考生如赶集般纷纷搭乘着卡车、拖拉机、牛车,或骑着自行车从各自的连队浩浩荡荡地向考场所在地——农场职工子弟学校进发。农机连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报考,连部特意调用了3辆拖拉机挂上了拖斗,作为运送考生的专车。

1997年的7月7日,上海正是最炎热的时候,当时上海还不是很流行父母送考,很多父母连孩子考试时间都不清楚,学生大多相互结伴骑车到考场。

7月7日,上海早已进入了炎炎夏日,那一年的高考,是顶着酷暑进行的。那时的老房子没有空调,考场内的风扇不停转动,汗水一滴滴落在考卷上,这是陈晓辉对高考的最深记忆。每年7月7日至9日定为高考的时间一直持续到2002年,2003年,教育部终于出于天气和大多数考试人群需求考虑,将高考时间由实行了多年的7月改成6月。

今年高考前一天,网友们就在朋友圈上发起各种为考生让车道、自觉禁鸣喇叭的“花色倡议”。高考当天,全程送考和陪考团更成了上海不少考场门外的特色。不少家长都穿上红衣服象征幸运,还有妈妈们身着色彩绚烂的旗袍,寓意“旗开得胜”。徐汇中学考点外,数十名“出国班”的学生身着统一白色T恤来给同年级的同学加油鼓劲。

姜宇柯是一个人坐地铁到考场的。从家附近的黄兴公园坐八号线,半小时就到考场门口。“我原来以为大多数人都跟我一样,没想到来送考的家长这么多,原来我才是少数。”上午考试结束,小姜也会回家吃饭和午睡。“我让爸妈不要送我或做特殊的食物,正常状态反而能让我更放松。”

1978年2月下旬,高考的结果终于揭晓。场部广播站在有线广播中反复播送着录取者名单。刘翔竖长耳朵仔细聆听,却始终没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更惨的是,农机连竟全军覆灭,没有一人被录取。全连顿时陷入一片无言的沉默中。

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两天后他就要到学校报到。方书记拉着他的手说:“你是我们农机连的骄傲,你现在就到县城南门去参加体检,我马上帮你去场部劳动工资组办离场手续。”同寝室的王自强特地到场部小卖部,买了一本精美的日记本送给他,并在扉页上写道:“刘翔友,刻苦学习,努力攀登。临别纪念。”那一晚,刘翔掏出身上所有钱款,购酒买烟,加了几个菜,邀请同寝室的兄弟欢聚。“我们疯狂地喝酒、猜拳,不擅喝酒的我,端着斟满崇明老白酒的搪瓷茶缸,大口、大口地干了一杯又一杯,和着茶缸你来我往的碰杯声,醉得一塌糊涂。”

1978年的2月25日清晨,寒冬还笼罩着农场大地,一位老职工开着手扶拖拉机悄悄地将刘翔送到前往崇明县城南门的公共汽车站。“临别了,我没有去惊动那些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们,因为我知道,我的‘逃离’,很大程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深深的刺激,在当时上调市区名额少得可怜情况下,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何年何月才能离开农场,回到父母的身边。”“呜……”随着汽笛鸣响,刘翔独自站在驶往吴淞码头的双体客轮甲板上,回头最后凝望一眼蒙着层层薄雾的岛屿和雾中的跃进农场。

“物理132分,是我考得最好的一门。”时隔20年,陈晓辉没忘记当年的高考成绩。他的强项是语文和英语,但语文只考了90多分,至于原因,他在那之后再也没有考究过。

6月9日下午5:20,姜宇柯走出英语考场。“考得怎么样?”“绝望。”“怎么了?”“一路做得磕磕碰碰,还差点没做完。”平时擅长英语的小姜说,今天好像没有人擅长。

曾经,这是改变命运的一考;如今,这是迎接长大的典礼。40年,高考封存的拼搏与所得新鲜依旧,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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