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的高考历程年致青春!

6月6日,2013年高考湖南省地质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很轻松地前来看考场。记者 李丹 摄

2013年高考来临,我们走进这个大家庭,陪他们回忆他们青春。他们的努力时光与荣耀时刻,也折射36年高考的变迁之路。

“1966年废除高考,1977年中国经济呼救,人才匮乏。1977年至1979年,属恢复高考期,十年沉积期后,各种人才喷涌而出。”

“这三年录取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分子,无论是年龄、资质、能力,都是超强的。”

阅历丰富、知青实践,加之大学培养,这批人走进工作岗位后,很快体现才华和能力。

这是1977年邵阳洞口的一个农场,农场里20多名知青,整日闹腾,内心孤独。

“没有高考前,都眼巴巴看着每年仅有的几个推荐名额,去招工、当兵、招干。”陈辉回忆,下乡知青还必须得呆满两年,才有资格获推荐。

老家在邵阳市区的陈辉此时已下到洞口县某农场一年多,每天早上6点起床和村民一起出工,天黑收工,双抢时帮着村民收稻子。“很累,油盐少,一年到头吃不到肉,柴火自己砍,娱乐活动也没有,唯独几本被疯抢、手抄,跑二十里路看场电影。”陈辉苦笑。

“直到10月初我们才隐约得知一些消息。”陈辉说,农场长不让知青们脱产复习,除了不出早工,允许晚上复习。每天劳累后,几乎没有人能坚持。

10月中旬,确切消息下来了,村支书、场长架不住请求,任由知青们返家。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1个多月。

没有考试大纲、没有老师指导、没有资料、不知道会考什么、有怎样的题目。在这尴尬的情形下,500多万如同陈辉一样的考生开始复习。“憋了十年,在得知能参加高考,脱离困境的那一刻,所有潜能都被激发了。”陈辉说。

挨着老家,他租了个小房子,24小时看书复习。累了睡觉,饿了回家吃饭。谁都搞不清考什么,他只好把高中课本反复记了几遍。

“洞口县就只有县一中一个考场,人山人海,工农兵知青都有,年龄相差十几岁。”陈辉回忆,有父子上阵的、姐妹、兄弟联手来考的。

“邵阳人拼音不好,老师也教不好,那次语文题目依据拼音写句子让我记忆深刻: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只拼出前面的‘我们’和‘达到’。”

1978年1月的一天,家住县政府附近的陈辉被浓烈的鞭炮声、欢呼声惊醒。“放榜了,录取通知名单贴在政府大门口。”陈辉的名字赫然在列。

名单上没有公布成绩和名次,上了专科线的就在榜单上。“张榜后,我们就去了教育局设置点填写志愿,按照重点、本科、专科填写三个志愿。什么都不懂,也没有老师、父母提供参考。”陈辉苦笑,但那时流行收音机,我就填了当时湖南最好的湖南大学无线电系,最后被录取到土木系的空调专业。

“1978年3月8日,我和县里同时考到长沙的3名同学挑着木箱子、被子,坐了12个小时汽车,清晨5点赶到以前位于建湘路的长沙东站。”那一届,学生年龄相差超过10岁,18岁的陈辉是班上第二小的,最大的29岁,带着儿子上学。而整个湖南大学不到1000人,土木系共有7个班。

“没有军训,教材都是临时赶制出来的,有些还是油印。”陈辉回忆,12个人一个寝室,一层楼的当头才有一个集体厕所、浴室。

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所学专业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依旧充满激情,拼命学习。“年纪都有点大,都吃过苦。”陈辉说,每天天没亮,岳麓山上就满是人,英语、数学是当时大多数人恶补的课。

“我们实习都是下到最基层的工厂,毕业论文、数据都是很扎实的。”毕业后,陈辉被分配到设计院。“我们那一批人能吃苦,都想着能专业对口,做自己喜欢、技术型的工作。”陈辉笑着说,当时,不想去做管理,认为做管理的都是学习差、技术不行的人,现在就不同了。

“上世纪80年代是高考制度的摸索期,怎么命题,考哪几门,分数结构等都在逐年讨论、改变。”

这段时期的录取率依旧很低,师资力量也非常薄弱,但随着经济复苏,越来越多的学生渴望知识,肩负着使命。

陈辉在家排行老二,最小的妹妹陈芳也参加了高考。1980年,陈芳没能扛住压力,病倒了。病愈后,她重新备考。

“我们都从高一开始学英语,那时高中只读两年。”陈芳感慨,“最开始连英语老师都没有,请了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做过翻译的人当老师。”

复习资料老师自编,没有考纲,“但考过几届,多少知道些题型。”陈芳第一次高考在县九中,这个学校里多是县城的学子。“当时第一届班上50多个,只考上两三个中专生。”

此时的孩子参加高考还要过一道槛:预考。预考不达线的人不能高考。“预考很难,跟高考题差不太多,近一半人不能通过。”陈芳说,他们长期通宵就着煤油灯看书,脸都被熏得黑乎乎的。

第二次高考时,报考的人中依旧还有复读四五届的老知青,全县还只有一个考场。 “我没有考上,也没填志愿,父母要我顶班,我死活不同意。后来我跑去考了技校。”最终,陈芳如愿考上技校。

“我1993年在娄底师专时,学校只有4000人,到1997年已近8000人。更多人进了大学。”

上世纪90年代初,师资力量渐好,1993年开始高校扩招,录取率显著上升。师资力量也不断增加。

这些成了当时就读长沙市一中的陈辉侄子陈嘉的记忆,“试卷每天都能发四五张,本校印的,黄冈、北京的。”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30分下晚自习,再去学校组织的培训班恶补,这是高二的作息。高三冲刺,晚休都要到凌晨一点。

累了、困了就喝家里买的太阳神等各类营养品,每晚还喝些红枣汤养神。陈嘉记不起喝过多少营养补品。

高强度的学习背后是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但陈嘉不同,他有两个榜样,一个是1977年考上湖大的叔叔,另一个就是同样考入湖大的哥哥。陈嘉对自己说:一定要考入湖大的土木工程系!

1998年7月。“我是理科,7日考语文、物理,8日考数学、化学,9日考英语。3+2,不考政治。”

6日早,陈嘉与同学去长沙市第四中学看考场。考前,陈嘉做了两手准备,参加了当时的成人高考,并考上了湖大的电子信息系。所以开考当天,陈嘉并不紧张。

相比陈嘉,其他的同学没这么轻松。陈嘉当时的同学几乎都把高考当做他们唯一的出路,“考不上再复读,再考不上再复读。一定要上大学。”

说起当年填志愿,陈嘉说当时捏了一把冷汗。“估分数填志愿,我最后电线分,达二本线,估分时多估了十多分。还好,影响不大。”

不少同学没陈嘉这么幸运,班上考得很好的一个同学实际分数超过了复旦大学,但少估20多分,最终去了华中理工大。

陈嘉顺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虽非最理想的湖大,但能上二本和最想读的土木工程系,他很满足。“当时,本科加上专科,录取率还不超过50%。当时已经有自费了,土木工程一年是5000元左右。”

毕业后,陈嘉进入衡阳市电力局工作,班上其他同学也陆续找到了工作,“当时就业率是95%,专业对口率近九成。”

“2000年代录取率不断走高,独生子女多,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家里条件好,越来越多学生被送到国外接受教育。”

大部分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多学东西,能力全面提高,而不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眼高手低。姜正国说,国内就业形势、竞争太过激烈也是出国原因之一。

陈超该上小学了,此时的陈辉和妻子两人从单位离职下海。“经过考虑、商量,我们决定由爷爷奶奶带着,把他放在麓山国际寄宿学校,全脱、双语、学的知识面广。”

从此,陈超开始有了广泛的爱好。“高考那年,我感觉他没有压力,我们两个也没有给他压力。”陈辉说,录取率这么高,他成绩又不差,读个稍好点的大学不成问题。

高三给陈超请了家教,一对一补习弱势科目;在高考前最后两个月,陈辉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每个星期回家,都会给陈超补充营养。

2006年,陈超考上二本,挑了几所学校后,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爱好。“志愿书都没有填,直接报考托福。没多久,就收到了国外大学的通知书。”陈辉说,现在儿子深造读研。

受就业难影响,出国读书人数依旧很多。而随着录取率的大增,考生们瞄准的都是重点本科,减少毕业后就业压力。为考个好学校,不少家庭都当做一场跨年之战。

6月6日下午五点多,长沙市七中考点外汇集了一大批刚刚看完考点的学生,陈嘉朋友的女儿、周南中学艺考生陈小云就是其中之一。“从高二下期就开始备考了,大大小小的考试少说不下几十次,复习两轮,但心里特别紧张。”陈小云表示。

最近的模拟考,陈小云考了420多分,对于艺考生来说分数不低。但陈小云很忐忑:“去年中央美术学院录取分数线多分,今年还不知道!”

谈起7日的高考,陪陈小云看考场的母亲感慨:“怎么受得住,才18岁,每天超过18个小时的学习!”前段时间,母亲天天拎着汤菜往学校送。但最后,小云怎么也不让送了。

“她越送,我压力越大,晚上都睡不着。”闲谈中,陈小云始终抓着一份语文复习资料,“明天第一堂考语文,希望作文不要太难。”

陈母心疼地看着女儿说:“高二到现在瘦了好多斤,压力大啊,虽说现在扩招,录取率高,但像中央美院这样的学校,考起来还是很难的。”陈母说,“现在找工作挺难,只有考上名校才有希望找个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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